謝灝/文 明朝史家陳邦瞻在其《宋史紀事本末》中提道：“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是以從明代開始我國史家就開始認識到從唐到宋世事之“變”。唐宋“變革”論述的雛形就已形成。

“東洋史的巨擘”內藤湖南在《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中指出：“中國中世、近世的一大轉換時期，就是唐宋之間。”是為“唐宋變革論”的開端。并由此引發(fā)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學術論戰(zhàn)，跳出朝代體系的區(qū)劃法雖然亦有其局限性，但這種“文化史的觀點考察”確實帶來了耳目一新的研究范式。英國杜倫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英國伯明翰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史懷梅的《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下文簡稱“《忠貞不貳》”）另辟蹊徑，打破民族主義觀察邊疆問題的視角，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忠”出發(fā)，為我們梳理了五代至宋，漢人官員和將領在亂世中的生死抉擇、越境行為、忠君觀念和邊界意識的嬗變。將邊界（border）、族性（ethnicity）、忠誠（loyalty）熔于一爐，是溢出“唐宋變革論”的一種頗具價值的視角。

形塑忠貞不貳的背景

葛兆光在《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中指出：一直到宋代，即10世紀到14世紀，中國和他的鄰居的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宋朝中國已經處在一個多國的國際環(huán)境中，開始產生了一直延續(xù)至今天的“中國”意識。只要有基本的中國歷史知識，就知道這個時代確實與過去不一樣了?，F代學術界，為什么很多人同意“唐宋變革論”，強調唐代是傳統(tǒng)時代，而宋代是中國的近世？不僅日本的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提出這一假設，中國的傅斯年、陳寅恪、錢穆、傅樂成，也都有類似的論斷，我認為宋代之所以成為“近世”，除了城市與市民的興起、貴族衰落與皇權專治、科舉、士紳、鄉(xiāng)里社會的形成，以及文學藝術的風格變化等前人業(yè)已指出的宋代新因素外，“民族”和“國家”逐漸自覺本身，也是所謂“近世”的一個標志。所以，我會強調宋代是“中國”意識形成的關鍵時代。但是，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當這個特別的國家初具雛形之后，政治上的國家邊界與國際環(huán)境仍在不斷變化中，由于有限的中國卻延續(xù)著傳統(tǒng)的“至大無外”的天下觀念和“自我中心”的朝貢體制，所以宋代以后，這個逐漸變化上有同一性、政治上有統(tǒng)一性的“中國”，卻遭遇了更多麻煩，除蒙元與滿清兩次異族統(tǒng)治所造成的跨越性大帝國之外，還遇到了極為特別的三重困境，這使得“中國”作為國家，一直無法解決“內”與“外”的承認與認同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構成現代中國的困境，我認為，這些困境甚至還會延續(xù)到未來。

“唐宋變革論”大多聚焦于宋，而忽略了10世紀五代十國對整個“民族”和“國家”，以及“近世”的形塑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歷史就像一個線團，在一團亂麻之中重要的是捋出那個屬于起點的線頭，而五代十國對于宋及以后的歷史，就是那一段的線頭。史懷梅對“忠貞不貳”的探索也即源于對五代十國時期，特別是遼與10世紀在歷史敘述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做了更加深入而細致的研究。史懷梅認為：當安祿山于755年起兵反唐時，中華帝國就分崩離析。要知道，直至200多年以后，另一個中華帝國才最終重新建立起來?，F在對這段歷史的回顧，都是事后的認知，這不僅恰好符合現代民族主義敘事的模式，而且驅使我們去探尋作為一個不可分割整體的“中國”所謂“重新統(tǒng)一”的根源。但事實上，在安史之亂后的200年甚或250年間，沒人會知道中華帝國將再次成為主導東亞的力量。本書則致力于對這一時段后期的研究，那時“中國”的走向，就像我們看到的，當東亞像歐洲一樣陷入列國紛爭時，就沒有什么形成統(tǒng)一國家的必然性可言了。

對唐宋變革中期的認識，幾乎完全是從宋，或者更寬泛點來說，是從漢人的角度出發(fā)的。雖然遼在政治上、不久又在宗教上在這一地區(qū)占據主導，但直至10世紀末，遼宋對抗時，它才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在10世紀的文獻里，大部分時間“契丹”一詞，都被用于指稱一個民族而非一個政權，這就意味著契丹人從未建立過國家，從而就否定了他們確實擁有的政治地位。1005年澶淵之盟簽訂后，宋朝有些人仍試圖將“契丹”作為遼的正式稱號，用以代替體現與宋對等的新稱號“北朝”，因為后者表達出來的平等含義，使他們頗感不快。

在遼政權建立的前半個世紀里，雖然它并沒有與其他主要政權展開博弈，但至少在內亞東部的人群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直至后周郭榮（世宗，954—959）對外擴張前，遼以南的政權都希望與其和平共處，為此甚至承認與遼的君臣關系。

遼能夠與相鄰政權并存，是因為相鄰政權對其無法構成威脅。遼在邊疆地區(qū)（包括五代政權在內）的優(yōu)勢地位，意味著它必定在促成10世紀變革和決定唐以后世界的特點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五代與遼特別被強調為對抗關系，并假定這種對抗關系最終導致了11世紀及其以后的歷史走向。雖然五代之中三個王朝是沙陀人建立的，但五代被分配扮演“漢人”的角色，抵御無法避免的“夷狄”契丹的侵襲。但如果先撇開不當預期導致的成見，我們會發(fā)現很難用征服王朝的模式來套用這一時期的情況。這就意味著，如果將遼與五代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用柯嬌燕的話來說，也就是將華北視為“內亞統(tǒng)一體的一個部分”，或許會更有收獲。為此，我們也必須把10世紀作為一個實體來看待，不能簡單將其作為唐的暗淡退場，或是宋的紛亂開端，而要將之視為一個特別的時期來研究。后來出現的概念范疇，有些被時代強加了不當的想法，我們要避免由此產生的混亂，從中追索事物變化的來龍去脈。如果我們對此預先設定了答案，那么想充分理解這一變革時期是不可能的。

為了理解10世紀邊疆民眾的選擇，首先需要重新認識邊界、族性、忠誠的概念，它們構成了現代對越境的解釋。“忠貞不貳”概念的建立需要從一開始就明確限定了適用于解釋該時期越境者選擇和行為的詞匯，不將疆域概念與忠誠聯系起來，也不將族性視作忠誠選擇的主要因素。這些共同概念與時代選擇的元素形塑了忠貞不貳的背景。

身不由己的越境者

元祐四年（1089）大文豪蘇轍出使遼國，他將沿途見聞記入詩歌中，其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奚君〈宅在中京南?！怠愤@樣寫道：

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

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

不知臣仆賤，漫喜殺生權。

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奚族，據傳源起東胡一支，為鮮卑宇文部之后，與契丹本是同族異部。這首詩描述了宋遼邊境受奚人役使的漢人佃戶的悲慘生活，他們的生死被契丹異部的奚人掌握，漢人不得與其通婚。雖然漢人與契丹人混雜居住，但漢民生活在低人一等的愁苦環(huán)境當中。邊疆的復雜性和邊民身不由己的復雜性就凸顯了出來。

從族性的角度出發(fā)，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宋在澶淵之盟以后興起了一股強勁的民族中心主義和民族統(tǒng)一意識，這樣一股趨勢則被假定為指導那些10世紀先輩的行為準則。那么，問題就變?yōu)榱耍何宕鷷r期的族群意識（ethniccon－sciousness）發(fā)展到了什么程度？多數研究套用19世紀的民族主義基本理論，認為邊界是界定一個主權國家與其他相似政權之間疆域范圍的標志。而這些政權所轄，至少有一個不管是通過血緣還是人為構建的“族性統(tǒng)一”（ethnicallycoherent），文化占主流，并且對這個政權的忠誠高于對任何個人，隨時肯為之誓死效忠的核心人群?，F代學者為了彰顯民族主義在理解宋代中國時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們將陳亮堅定的宋朝疆域觀、中國永為夷狄所犯的民族中心主義觀，以及對官員愛國與叛國的評判，都作為民族主義在宋代出現萌芽的標志。

在英文中，道德要求通常更容易被隱含在一些常見的詞語中，如“變節(jié)者”“叛國者”和“不忠”。大量的漢文文獻認為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等，都認為整個10世紀，大多數漢人是被迫入遼效力的。一旦有機會，他們便會繼續(xù)擴大自己的漢化實踐。

10世紀的越境者在距離的歷史動蕩和邊境戰(zhàn)爭中確實身不由己，他們只能被動接受，因為躲避戰(zhàn)亂，或者被契丹征服等不可控因素而離開自己的故土。臺灣中研院院士宋史專家陶晉生在《遼金時代漢人的北遷》中提供了很好佐證：遼朝自建國之初，就移民于中心地帶。如太祖耶律阿保將渤海人民移到遼上京附近。移民的目的，在將渤海人移出原居地以免其叛亂。同時充實遼上京也有濟上的效益。在建國初期，渤海鐵匠、蒲盧毛朵部的造船工匠，中原河北織工、絲匠、銀匠，以及渤海和夷狄的絲工，不斷地移入遼上京?！哆|史》載：太祖開拓四方，平渤海，〔應天〕后有力焉。俘掠有技藝者，多歸帳下，謂之屬珊。

據統(tǒng)計，在西遼河流域，即遼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以漢人和渤海人設置的州縣，共有47個之多。有戶口記載的8個州縣，漢人十萬余口，渤海人的14個州，有14萬1500口。另有17個州縣沒有戶口記載。合計西遼河流域的人約有十五六萬，渤海人十六七萬。從以上的幾十處有漢人居住或由漢人建造的城邑來看，漢人移居束北，為數既多，所帶去的中原生活方式自有深遠的影響。遼代漢人的分布，已遠達黑龍江地區(qū)。如黑龍江泰來縣的塔子城古城，周長4562.8米，確定11世紀末遼代控制室章諸部的重事點。遼泰州的故址。該地是漢族聚居地之一，出土的遼大安七年（1091）刻石，載有47個人姓名。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由于五代時期中原混亂，若干北方漢人北上避亂。第二，有些漢人以中國制度傳給契丹主阿保機，他自立為帝，不必遵從契丹原有的君主世選制度。第三，阿保機在炭山東南灤河上建立以漢人為主要居民的“漢城”，其中制度一如幽州。并且率領他們從事農耕。第四，結果，漢人不想再回到中原。

探索多元文化中的“忠”

《忠貞不貳》致力于重新描繪一個部分是因距離，但主要是被歷史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世界。全書主要討論的是選擇：對忠的選擇、對認同的選擇、對解釋的選擇，以及人們面對紛繁變亂的時代所做的選擇。

著名宋史學者張邦煒認為：從文化上說，與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相適應，南宋文化具有某些救亡文化的特征。諸如：某些祠廟成為救亡圖存的精神武器；從“胡漢語境消解”（鄧小南之說）到“夷夏觀念益嚴”（傅樂成之說）；從“好論內政”到“好論御侮”，從“偏重尊王”到特重“攘夷”（牟潤孫之說）；從重“統(tǒng)”到重“正”，突出的例證是北宋“以魏為正位”（如司馬光等），南宋“以蜀為正統(tǒng)”（如朱熹等）；既重貞節(jié)，更重忠義，“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的忠義意識比“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貞節(jié)觀念更加深入人心。

10世紀的很多事物，用后來才有的詞匯去理解，會妨礙我們對它們的認識……在“忠”的問題上：北宋后期與南宋后期皆以其忠臣義士而著稱，為何五代那么多人頻繁易主？五代人是道德淪喪、民族敗類(ethnicturncoat)，還是想去開化那些夷狄？他們的行為到底該對任由異族挑戰(zhàn)宋朝負有多大的責任呢？《忠貞不貳》中，以韓延徽、張礪、趙延壽、李澣、王繼忠五個漢人官員為個案，為我們呈現了精彩紛呈的關于“忠”在個人在亂世中的抉擇，以及多元文化的碰撞出的更加多維立體的“忠”?！哆|史·韓延徽傳》有幾次頗值得玩味的記載：

后守光為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諫曰：“彼秉節(jié)弗，賢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與語，合上意，立命參軍事。攻黨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乃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yǎng)之。以故逃亡者少。

大意是說韓延徽出使契丹，被耶律阿保機扣留，阿保機的皇后述律平勸諫，延徽是威武不屈，是個賢能之人，為什么要羞辱他。阿保機改變主意，和他交談頗為投契，然后開始重用。契丹建立城郭，劃分街道和市集，讓投降的漢人居住。他又為漢人制定婚姻制度，教導他們耕種技藝，讓他們得以生存和繁衍。因此，很少有漢人逃跑。我們再來看下一段：

居久之，慨然懐其鄉(xiāng)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上大悅，賜名曰匣列。“匣列”，遼言復來也。即命為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

韓延徽在遼國當了一段時間大臣之后，竟然因為思鄉(xiāng)而退回了南邊的后唐。本來想效力舊主又與王緘有矛盾，藏在友人王德明的家中，準備再次回到遼國，還大言不慚地說：我就是阿保機的左膀右臂，他見了我絕對會大喜過望。果不其然，他回去后仍然受到阿保機的重用。對于這樣一個按照我們現代評判標準來說的。叛國者而且是反復無常的小人，在五代十國的特殊時代背景之下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實際上，對于臣僚而言，他們并不受邊界的束縛，他們有選擇主人的自由。每位君主或多或少都會給予侍臣一些獎勵和機會。一個重要的臣僚可以利用自己的稀缺性獲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職位，韓延徽就是獲益者之一。因此，他是這一時期實踐互惠互利型忠的各級臣僚的典型代表，也是政治分裂時期的典型代表。在闡釋這個互惠互利型忠的時候，雖然所有文獻強調的重點均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清晰地表明：阿保機的魅力贏得了眾多非契丹的臣僚和將領來為其治國。即使11世紀的史家以11世紀的標準，試圖將遼的成就歸功于南人，但他們仍然無法逃避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在此被討論的南人將自己的忠誠獻給了一位北朝的君主，這么做本身就證明了那位君主的合法性。

將近五十年之后，宋朝統(tǒng)一南方，王繼忠的例子，讓“忠”的復雜和演變更具其時代性和多樣性?！度挝摹肪矶末柸呏儆巫敦┫辔暮喒袪睢酚性敿毭枋觯?/p>

咸平六年，云州觀察使王繼忠戰(zhàn)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上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而公獨以為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為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來寇，封略銳氣挫，雖欲罷去，且恥于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

作為宋真宗的親信，皇儲時代的伴當王繼忠在戰(zhàn)場上被遼國俘虜。雖然經歷了許多波折，但在宰相畢士安的堅持下，真宗下定決心，契丹以王繼忠為使臣，最終雙方簽訂了影響深遠的“澶淵之盟”。

王繼忠被遼俘虜后，代表遼參與澶淵之盟的談判，但這仍不能滿足他內心深處返回宋朝的渴望。一個世紀前的統(tǒng)治者為贏得官員的效忠而相互競爭，但現在的皇帝為了更重要的目標可以犧牲個人的忠誠，這個更為重要的目標就是維護雙方的和平條約正常運轉。我們知道，李澣做出的選擇，王繼忠是想都不會去想的。

作者通過分析了五代至北宋五個人的選擇，詮釋了忠誠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指出忠誠不僅僅是對君主或政權的效忠，還包括了對文化、社會價值和個人信仰的忠誠。忠誠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概念，不應簡化為單一的政治忠誠。

未盡的研究與勘誤

比較遺憾的是，我們在《忠貞不貳》中幾乎難以見到遼越境至宋的案例，在整個文本中，僅有以下記載：隨著在10世紀60年代的節(jié)節(jié)勝利，宋逐漸成為越境行為的受益者。北漢的歸附者就像涓涓細流源源不斷，有時還有遼人來降，如961年的契丹將領解利和969年宋撤離太原后的契丹十六族。當遼不時在宋境劫掠之時，宋已開始較為有序地大批俘獲人口，如969年“徙太原民萬余家于山東、河南，給粟”和976年戰(zhàn)役中“俘北漢山后諸州民三萬七千余口”。與其說宋朝的目的是擴充自身，不如說是削弱北漢。

從副標題——“遼代的越境之舉”出發(fā)，缺少了遼朝契丹等少數民族歸附南方宋朝政權的實例，不得不說是一種未盡的遺憾，當然這方面的原始史料的缺乏也可能是制約研究者深入分析的障礙，同時也對后續(xù)的研究者提出了全新的挑戰(zhàn)和有益的創(chuàng)建。

同時書中有一些錯誤：第56頁，李濤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應為李燾；第81頁，注釋2譯者按有誤，原注釋正確；第157頁，《舊五代史·韓延徽傳》，舊五代中沒有此傳，《契丹國志》和《遼史》中有。“忠”的不同實踐方式是如何推動政治發(fā)展的。最初，忠于誰可以決定疆界的位置，也可以增強一個政權的力量。后來，“忠”的標準發(fā)生了改變，這種改變加強了國家的權威，因而決定邊界性質和位置的變成了國家，而不再是下面的臣僚。這也確保了由此達成的國家間的協定能夠得到有效執(zhí)行。國家確立了自己的邊界，因而它們無須再顧忌追隨者們是否仍效忠于自己，所以它們可以減少對這些人的關注。領土成為忠應當放在哪里的主要決定因素?！吨邑懖毁E》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對10世紀中國邊疆地區(qū)歷史變遷的新理解，也幫助我們厘清了忠誠、族群認同和邊界概念，對“忠”的演變提供了寶貴的洞見，是一部全面、深刻富有層次的歷史學術著作。書中的分析和觀點，無疑將對歷史學界產生深遠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