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鐵炮傳來與倭寇由來

葡、西兩國，從西洋到東洋，從東洋到西洋。懷里，各自揣著一個“征服中國”的夢想，案上，都曾有過一個“征服中國的計劃”，也都折騰過一番，才放下。

西草灣戰(zhàn)役后，葡人雖敗，仍未心服，明明看似不堪一擊的中國人，怎么比“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他們還能打？不但軍人能打，海盜能打，就連一城、一村、一族的老百姓都成為戰(zhàn)力了，耕戰(zhàn)合一，商戰(zhàn)合一，漁船即戰(zhàn)船。

南海不行，還有東海，廣州不行，還有漳州，反正要往日本去，此去經(jīng)由閩、浙沿海，有機可乘時，便難免一乘。又乘過兩回，以失敗告終，后來也就不乘了，改與當?shù)毓賳T合作。

但他們在日本，卻因臺風漂流，得意外收獲。

江戶時期，《鐵砲記》中，談到日本“鐵炮”來源三階段：1274到1281年，蒙倭戰(zhàn)爭，已見蒙軍使用火炮；1466年，琉球人至日本，傳入明朝火銃；1543年，葡船帶來歐式火繩槍，次年，便仿制出“鐵炮”，這就是震撼日本的“鐵炮傳來”。

而種子島，則被當作“鐵炮”傳入的一個起點，“漂流事件”也就被視為日本與葡萄牙第一次的歷史性的相遇。

1543年，葡人漂流到種子島，島上日本人前來援助，見葡人火繩槍，驚為神器，稱之為“鐵炮”。當時，種子島家第十四代當主，年僅十六歲的時堯，同意他們的船只停在赤尾木港，通過一位名叫“五峰”的明朝商人翻譯，從葡人手中以兩千金購得兩把“鐵炮”，將其中一把，交與“鍛冶棟梁”八板清定，命其仿制，八板以女兒換技術(shù)，制造出了日本“國產(chǎn)第一號”的“鐵炮”。

此前，他們已達琉球島，因葡攻占馬六甲，琉球人拒絕同他們交易，而日本商人，則因明朝海禁而與之通商，從此，葡船開始往來于馬六甲與日本之間，開啟“南蠻貿(mào)易”，1557年，葡人獲得澳門使用權(quán)，以此為據(jù)，進行葡、日、中三國貿(mào)易。

上述那位翻譯“五峰”，或曰其為倭寇首領(lǐng)——“五峰船主”王直，而那艘漂流之船，則被認為是王直的商船。

王直，又名汪直，出海時，改以母姓“汪”，自稱“汪直”，1540年，與同鄉(xiāng)徐惟學、閩人葉宗滿等一同出海，“置硝黃、絲棉等違禁貨物，抵日本、暹羅、西洋諸國往來貿(mào)易”。

同年，抵達日本值賀島，在海上，看到五座山峰，便自號“五峰”，受其影響，日本人將值賀島改稱“五島”。

1542年，受肥前國大名松浦隆信邀約，王直以平戶島為海上貿(mào)易基地，松浦氏為其造宅，他便在此居留下來。

松浦家為平戶豪族，歷史上，平戶就是日本對外交流的門戶，9世紀初，空海以及“遣唐使”就從平戶出海，10世紀后，該區(qū)域便由松浦家治理，11世紀，榮西由此東渡中國。

可到了13世紀，風云一變，血雨飄來，忽必烈兩次征日，松浦家均首當其沖，他們憑借“神風”，一再擊退元軍。

為了復(fù)仇蒙元，松浦家以對馬島、壹岐島、平戶島為基地，攻掠朝鮮半島及中國沿海，故被稱為“三島倭寇”。

我們讀中國近代史，可見史家不同的史眼，大敵當前，怎么看？魏源關(guān)注英夷，林則徐警覺俄羅斯，可他們都忽略了日本，以至于《海國圖志》里，“海國”之中，竟然沒有日本。

而徐繼畬寫《瀛環(huán)志略》，“域外”第一國就寫日本，認為，對中國主權(quán)構(gòu)成威脅的，第一就是日本，以倭患為據(jù)，他指出這一點，并歸咎于蒙元，說日本自通中國以來，“未嘗西向遺一矢”，然而，蒙元“無端舉十萬之師”侵略日本，戰(zhàn)敗而歸，“倭人自是遂有輕中國之心”，以至于“有明一代，寇掠頻仍，馴至東南半壁，蹂躪無完宇。而朝鮮亦幾遭蠶食，皆由元人為之禍始也”。

元末，烽火四起，東亞動蕩，中國有元明易代，朝鮮半島也發(fā)生政權(quán)更迭，高麗覆滅，開啟李氏王朝。大陸方定，以期和平，而日本卻以南北朝開啟戰(zhàn)國時代，向大陸輸出亂源。

明朝初立，百廢待興，然而，頭等大事，便是遣使臣宣諭四方，“中夏歸于正統(tǒng)”。

故于開國第二年——1369年，明即遣使詔告日本，并提出“倭寇”問題，指出趁元朝勢衰之際，“倭寇”侵擾山東，此尚可諒解，但“自去歲以來”，明朝已經(jīng)推翻元朝“以主中國”，那么侵擾就該終止了。

所以，特來詔告——“修書特報正統(tǒng)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可作“臣”與“不臣”之選，“臣”，則“奉表來庭”——朝貢；“不臣”，也要“修兵自固，永安境土”。

然后警告“如必為寇盜，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

由此可見，此行目的，一為報正統(tǒng)，一為禁倭。

然而，此行兇險，行至九州，即遇海賊，一行被殺五人，使者被拘三月，1370年，明朝再遣使臣，詔告日本：

你們這些愚蠢的倭夷，出沒我國海濱為寇，我曾派人去問，一直沒有回音。

我懷疑過你們是倭王派來的，故意來侵擾我民。

當我就要打造巨舟，致罰于爾邦時，聽說被寇者歸來了，這才知道，前日之寇，非倭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

嗚呼，朕為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shè)，華夷之分……

我若效法前王，“前王”是誰，是忽必烈嗎？如果我朱元璋竟然像忽必烈那樣——“恃甲兵之眾，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那就“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

若爾等外夷小邦，硬要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那就必致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將控弦以待。

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如此詔告，高揚其霸權(quán)口吻，卻無自知之明。何也？蓋因倭患之起，除由日本戰(zhàn)亂，亂源輸出，非一時所能止，還有就是因朱元璋本人而起的“海禁”。一個“海禁”，斷了多少中國沿海人靠海吃海的生計？他不知道，最大的倭患，其實是他自己。

可此次出行，終于有了回音，1371年10月，日本南朝懷良親王派來使臣，同明使一起到達明廷，開啟朝貢之行，朱元璋由此確立朝貢體系，定了15國為“不征諸夷”，奉行“厚往薄來”原則，構(gòu)筑起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世界國與國的關(guān)系體制。

從朝貢貿(mào)易到爭貢之役

1401年，建文帝時，日本室町幕府正式派出遣明使，據(jù)當時《善鄰國寶記》載，此次使團，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為正副使，攜帶日本國書和國禮出使南京，對明稱臣納貢。

日本室町將軍足利義滿，上書大明皇帝，大意是：日本自開辟以來，一直向上邦通聘，“某幸秉國均，海內(nèi)無虞，特遵往古之規(guī)法”，派遣使者前來朝貢。

其貢品有：黃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面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lǐng)，筒丸一領(lǐng)，劍十腰，刀一柄，硯筥一盒，同文臺一個。此外，來使還送還了被倭寇所虜?shù)拇竺靼傩杖舾扇恕?/p>

翌年，建文帝頒賜大統(tǒng)歷，并遣使隨日本來使一同返回，將軍足利義滿親到港口迎接，還在京都舉行了接詔儀式。

1403年，靖難之役后，朱棣登基，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派遣天龍寺高僧堅中圭密攜帶國書和貢物前往慶賀。

在國書中，義滿自稱“日本國王臣源”，進獻方物，有馬匹、硫磺和瑪瑙。次年，明遣使趙居仁等送日使歸國。據(jù)《善鄰國寶記》載，朱棣賜義滿“日本國王”龜形金印一枚，而幕府則當著明使的面，將捕獲的20多個倭寇頭子處以“蒸殺”極刑。

明朝“嘉其勤誠，賜王九章”，并簽訂了《勘合貿(mào)易條約》，此即《永樂條約》，明朝賜貢，十年一貢，貢船兩艘，每艘人數(shù)，僅限二百，在寧波貿(mào)易，給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謂“勘合”，即由明官方頒發(fā)木制貿(mào)易憑證，有文字，有簽章，居中分割，雙方各執(zhí)一半，交易時，雙方對合。

有關(guān)勘合貿(mào)易的情況，日本方面，有《大乘院寺社雜事記》一書，該書是日本古都奈良興福寺大乘院尋尊、政覺、經(jīng)尋三代主持整理的大型文獻集，共190冊，現(xiàn)今藏于日本內(nèi)閣文庫。

當時的遣明使楠葉西忍，作為尋尊摯友，經(jīng)常出入大乘院，與之交談見聞，故其使明見聞因此而被尋尊記載下來。

勘合貿(mào)易，明朝指定寧波為遣明使唯一登陸地，除了一部分由大運河北上朝貢外，大部分，都留在寧波從事貿(mào)易。起初，貿(mào)易由幕府主持，之后，有大名和商人加入，來自大阪的楠葉西忍，就于宣德年間，作為遣明使商人，來寧波從事勘合貿(mào)易。

楠葉是個地道的商人，在《雜事記》中，他談的都是利潤，談到日本的扇子、屏風等貨物，在寧波都能賣到高價，而寧波的貨物，販賣到日本后，亦能獲得暴利。1480年12月21日，楠葉已經(jīng)86歲，他再次來到大乘院，談起了勘合貿(mào)易。

他說：唐船之利，不過生絲，寧波生絲，一斤0.25貫，運到日本，漲20倍，能賣5貫；日貨10貫，在寧波，亦能漲5倍，值50貫，可換生絲200斤，回國能賣1000貫。

一次來回，其利百倍，由明朝敕封的日本國王——幕府將軍焉能放過如此贏利機會？故其轉(zhuǎn)讓勘合符，明碼標價，以300貫一枚，收取高額費用，此外，還要求商人，以其貿(mào)易額的1/10向幕府交稅，從每條船上，幕府可以收取約40000貫錢的稅。

明朝對日勘合貿(mào)易，本有貢期、船只及人數(shù)限定，但為求利潤，往往破了條規(guī)。從1401年首次遣明使算起，直到1547年為止，近一個半世紀，幾乎每年都有日本商船前來勘合貿(mào)易，期間，官方遣明使共計19次，為自唐以降中日往來又一蜜月期。

可好景不長，到了嘉靖年間，那個被地殼運動擠壓的小島國又動亂起來了，先是在島國內(nèi)部發(fā)生動亂——“應(yīng)仁之亂”，導(dǎo)致室町幕府政治休克，被明朝敕封為“日本國王”的將軍，也被動亂束之高閣了，緊接著，便通過勘合貿(mào)易，將動亂輸出到中國，而當其首要，即為寧波，導(dǎo)致寧波之亂，倭寇隨之大爆發(fā)。

寧波之亂，又稱“爭貢之役”，發(fā)生在1523年，其時，明朝剛從南海兩場海戰(zhàn)中擊退葡軍，東海又“倭濤拍岸”了。

室町幕府失勢后，勘合貿(mào)易這塊肥肉，也被“下克上”的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nèi)氏勢力所左右，他們各自派遣貿(mào)易使團來華貿(mào)易，兩團在抵達寧波后，常因勘合真?zhèn)味l(fā)沖突。

這一次，大內(nèi)氏以正德勘合組成第九次貿(mào)易使團，由謙道宗設(shè)率3船300余人，于4月27日到達寧波。細川氏得知后，也隨即派船1艘，一行100余人，由鴛岡瑞佐和宋素卿率領(lǐng)，亦于四月底趕到，大內(nèi)氏船雖然先至，卻未勘合，及宋素卿至，始一同驗證。檢驗時，市舶司發(fā)現(xiàn)，勘合有新舊之分，孰真孰偽？

宋某人，原名朱編，浙江鄞縣人，1495年，其父朱漆匠，受日商委托代購漆器，但直到日商回國，其父未能按價交貨，遂以子抵債，被帶去日本，仕于細川氏，改名為宋素卿。

故細川氏貿(mào)易使團，多有宋某隨行，此次宋某，便行賄于太監(jiān)賴恩，爭先進港驗貨，不但搶了先手，還占了上風。隨后，市舶司設(shè)宴歡迎兩個使團，安排席位時，又以鴛岡瑞佐居首位，謙道宗設(shè)位次席，本來就敵對的兩派，因席位又起爭執(zhí)。

大內(nèi)氏使團中，多有海盜，宴會后，被謙道宗設(shè)唆使，打開東庫，搶出按規(guī)定保管的武器，攻入嘉賓堂，殺死鴛岡瑞佐，宋某逃出，謙道宗設(shè)等縱火而去，追宋某至余姚江岸，焚毀其船，追至紹興城下，沿途殺掠，然后返回寧波，大掠市區(qū)，奪船而逃，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率軍追擊，不慎戰(zhàn)死。

謙道宗設(shè)一行，逃亡途中遇強風，其中一船有33人，因風漂流至朝鮮，被守軍擒獲，移交給明朝政府。然后，發(fā)配浙江，令其與宋某對簿，由此揭露出遣貢先后及符驗真?zhèn)螁栴}，經(jīng)查明，宋某被判決，翌年伏誅。

事后，或曰倭禍起于市舶，所以裁撤閩、浙市舶司，惟存廣東一處。

1536年，大內(nèi)義隆重啟勘合貿(mào)易，又派了兩次貿(mào)易使團來中國，但在第11次貿(mào)易使團回國途中，第三號船遭受28只海盜船圍攻，死傷許多船員。因此，勘合貿(mào)易再也無人提起。

此后不久——1551年，大內(nèi)義隆便因家臣謀反，被困自盡而死，從此，進入戰(zhàn)國時代倒計時，在通往舉國內(nèi)戰(zhàn)的道路上，大名朝不保夕，于是，勘合貿(mào)易終止，而大洋浪人則圍繞寧波近海雙嶼以及舟山群島，同沿海豪族、官員、商人抱團走私。

王直下海與中國白銀島

正是在參與國際經(jīng)濟大循環(huán)的“抱團”趨勢中，王直下海，并迅速崛起。日本人看好他，起初，也許視其為“宋素卿”之流，讓他起個引導(dǎo)作用，可沒幾年，他就自立為王，成為主導(dǎo)了。明人田汝成《汪直傳》說他“僭號曰宋”，自稱“徽王”，還“部署官屬”，擁有一個自治的政權(quán)實體——“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但其歷史舞臺，卻不在日本，而是在他心心念念、揮之不去的中國，還在大明天下里，可他竟以國號為“宋”。

為什么？這取決于他的文化認同。何以要認同“宋”？蓋因“宋”為“通”——天下“海通”，而明為“禁”——天下“海禁”。在一個由大航海時代帶來的“海通”世界里搞“海禁”，眼看著“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而大明卻沒有通往“順之者昌”，偏要走向“逆之者亡”，故他要抗爭呀，以中國民間海權(quán)來抗爭！

憑什么搞“海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便如此，也沒有“王海”一說呀！明朝天子搞“海禁”，就如同羅馬教廷搞“教皇子午線”，應(yīng)當有人問一問：誰給了他們那么大的海權(quán)？西方有格勞修斯來“論海洋自由”，而中國卻有王直下海。

下海，是以實際行動挑戰(zhàn)“海禁”，是用自己的生命來實踐“論海洋自由”所倡導(dǎo)的“天賦海權(quán)”，這就大大地冒犯了大明王朝的王權(quán)。在中國，在天子腳下，會有人主張開關(guān)，把海關(guān)打開，讓洋人進來，但還沒有一人敢提出“論海洋自由”。

然而，王直無言，直接就干！在《歙縣志·汪直傳》里，他留了一句“科第只收酸腐兒無壯夫，吾儕孰與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就下海了，談起原因，他說“國中法制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逍遙哉”？在皖南山水間，在皖學與徽商傳統(tǒng)中，竟然出了這樣一號人物，自稱“徽王”，別有一番鄉(xiāng)愁。

他可以說是徽人陳獨秀和胡適的先驅(qū)吧？當我們今日提起陳、胡二人時，別忘了他們還有一位先王——“徽王”。

或曰，如此言，豈非太離譜？驢頭焉能對馬嘴乎？然也，此三人者，看似貌異，實則神同。其貌異者，以學者對海盜，比秀才遇到兵還糟，而其神同者，則曰“自由化”是也。

陳、胡二人，與王直同出一方水土，雖分古今，但氣質(zhì)相近，習性相通，自由化的人韻萌發(fā)于自然山川，發(fā)之陳、胡，以自由化發(fā)為《新青年》，于上海煥發(fā)新文化，發(fā)之王直，以自由化發(fā)為自由貿(mào)易島，至寧波近海雙嶼發(fā)為“16世紀之上海”。

他在雙嶼港，其實是個后來者，1540年，他才下海，可雙嶼在1523年“爭貢之役”后，甚至更早以前，就是個“生意興隆通四海”的海通去處，成為了“悶聲發(fā)大財”的販海所在。

當勘合貿(mào)易活躍時，它跟著一起活躍，分享著朝貢帶來的隱性紅利，當勘合貿(mào)易衰落時，它便崛起，變得更加活躍起來，以其重商主義的本來面目問世，以及確立自由貿(mào)易的自發(fā)秩序，就如同大航海的世界文學中的“金銀島”一樣——雙嶼港。

“金銀島”雖然反映了海盜世界，但它只是一個文學化的存在，通過想象的故事表現(xiàn)出來，而雙嶼島則不但是客觀的地理上的存在，還是人化的歷史性的存在，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什么時代？就是歷史上那個叫做“白銀”的時代。雙嶼島，并非泛泛而談的“金銀島”，但它卻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白銀島”，白銀時代，就在此不起眼的小島上，突破海禁，以走私的方式成長起來。

放眼世界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近代化”的落實，有兩個相反相成的主體，一個主體是海盜，而另一個就是國家。

據(jù)此而言，成功的“近代化”，有個必要的前提，那就是海盜與國家一體化，也就是海盜國家化，國家海盜化。

以此，我們又發(fā)現(xiàn)，自大航海以來，海權(quán)時代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海盜成為國家英雄，如此這般，乍一看，我們會認為，這是對國家正義的一種反諷，與正當性的要求格格不入。

但仔細一想，深入一看，就看到了政治文明的深層景觀，比如說，在國家觀念的民族精神的底片上，往往有海盜活動的斑斑遺跡，在歷史的暗房中，被“近代化”的曝光顯影出來。

市場經(jīng)濟中，那些“市場大于國家，利權(quán)高于主權(quán)”的觀念，就是在海盜的全球化的經(jīng)濟活動中形成的，他們的貿(mào)易行為，不受國家邊界的限制，他們的個人權(quán)利，不受國家主權(quán)的支配，他們行駛于大洋之中，逐利于國與國之間，能殖民就殖民，不能殖民就通商，不能通商就走私，連走私都不能了，就開戰(zhàn)。

若似葡人，一戰(zhàn)就敗，且一敗再敗，那就改變思路，提供服務(wù)，葡人之于大明就是如此，但其轉(zhuǎn)機，得益于王直。

自遇王直以后，葡人的立場就轉(zhuǎn)變了，因為王直將他們帶往一個新的去處——日本，遂與王直一道開啟新商機。

其時，日本尚處于戰(zhàn)國時代，急需葡式“鐵炮”，故葡以“信天主，得鐵炮”開展葡式通商和傳教，這有助于日本結(jié)束小戰(zhàn)國時代，以倭寇方式參與到全球化的大戰(zhàn)國時代中來。

此外，他們在日本，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發(fā)現(xiàn)，那就是白銀，日本開出銀礦，可以源源不斷提供白銀，沒有人比王直更懂白銀的價值，因其畢竟為中國人，懂得中國人的心——若你手里有白銀，就不但能抓住中國人的心，還能抓住王朝中國的魂。

那時朝廷，正考慮用白銀來改革大明財政，讓貴金屬第一次來主宰中國納稅的天平，王直一手拉著倭人，一手拉著葡人，倭人出白銀，葡人跑物流，他提供根據(jù)地，引領(lǐng)倭人和葡人，游弋東海之濱，出入舟山，立足雙嶼，為大明提供海量白銀。

于是乎，雙嶼港成了白銀島，王直以白銀為紐帶，開始了他個人從小東洋到小西洋的“半全球化”時代，而且盡其所能，將日本和中國同“伊比利亞全球化”連接起來，他本應(yīng)成為海權(quán)時代以來中國的國家英雄，不幸的是，他卻被大明王朝消滅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