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明睿/文 自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開創(chuàng)性地用經濟學模型研究婚姻、生育、犯罪等社會問題以來，“經濟學帝國主義”已經“入侵”了位于傳統經濟問題范疇以外的多個學科，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乃至文化與宗教研究。在冷戰(zhàn)時期核威懾的陰影下，作為經濟學方法之一的博弈論也很快融入了軍事策略的研究、規(guī)劃工作，尤其是成為了核戰(zhàn)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至于歷史學對經濟學邏輯的接受程度，視細分領域而程度不一。經濟史自然首當其沖，歷史系的學者們很快就發(fā)現自己不再壟斷經濟史的話語權。經濟史領域后來也產生了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即共享1993年獎項的道格拉斯·諾斯和羅伯特·福格爾。而前一年的得主恰是貝克爾。諾獎是在杰出的經濟學家多年耕耘后“功成”時，給予其“名就”的承認。所以，經濟學可以說在20世紀即已成功完成了對經濟史的滲透和改造。但經濟學在歷史學的其他分支中并沒有那么受歡迎。雖然博弈論在現時的軍事學以及相關的國際關系政治學研究中已牢牢地占據了一席之地，可直至21世紀第一個十年，更廣泛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在軍事史學中的應用仍較為零散和少見。經濟學家尤爾根·布勞爾與軍事史學家休伯特·范圖伊爾所著的《城堡、戰(zhàn)役與炸彈：關于戰(zhàn)爭的七堂經濟學課》試圖打破這種格局，以幾種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來詮釋橫跨千年的幾個案例，以求同時向大眾讀者和學術界同仁展示，從經濟學視角重新審視軍事史，可以引出怎樣的啟發(fā)。

城堡及其機會成本

城堡作為書名中的第一個關鍵詞，正是本書第一個案例。作為中世紀的重要遺產和象征，城堡盡管在熱兵器時代被摧毀了不少，至今仍有不少矗立于歐洲大地之上。因頂不住重型火炮的轟擊而喪失軍事價值后，城堡如今大多已被改造為旅游勝地、公共文化設施或有錢人的豪宅，讓人不復有恐懼之感。但中世紀時，一座像樣的城堡是讓敵軍膽寒的防御工事和軍事基地。在開闊戰(zhàn)場上所向披靡的重裝騎兵對其無計可施。面對居高臨下的守軍，攻方步兵強行攀爬攻城也勝算不多。冷兵器時代簡陋的攻城機械，對石砌城堡同樣沒有太大的威脅。因而城堡內的守軍無需太多，儲存供他們長期駐守所需的給養(yǎng)及軍械也就不是難事。守軍可以駐守在易守難攻的城堡內，利用其因為高度而兼具的“烽火臺”功能對外發(fā)出信號，耐心等待援軍到來，之后共同對圍城敵軍形成夾擊之勢。這就是為什么，歷史記載中城堡被攻破的記錄相當少見。

然而，城堡的造價極其高昂。在封建制下，貴族都有自己的領地，因此需要武裝力量的拱衛(wèi)，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根本無力承擔哪怕一座城堡的建造成本。所以城堡多是由國君出資建造，并任命可以讓他放心的貴族入駐鎮(zhèn)守。修建城堡經常需要臨時雇傭成百上千的勞動力，有的工期甚至超過十年。英格蘭的“獅心王”理查一世在諾曼底建造的一座頂級城堡，便花掉了他同期財政收入的近三成。國庫因興修城堡而耗盡的事情在中世紀時有發(fā)生。

這就給君主們出了個難題：沒有人能同時負擔得起覆蓋全境的城堡群和一支人數眾多的軍隊。是多造一座城堡還是多養(yǎng)一些兵士，君主們必須做出抉擇。這就是關于“機會成本”的經濟學原理適用之處。機會成本是指決策主體挑中的選項之外其余選項中最佳者的價值。理查一世如果不在諾曼底修建那座城堡，便可擴大在當地的駐軍規(guī)模。顯然，城堡最大的不足在于無法移動。軍隊則具有機動性，原則上可以用于應對境內和邊境上任何地方的軍事需要，能攻能守。更大規(guī)模的軍隊所能提供的更多的這類軍事功效，就是城堡的機會成本。

中世紀君主們最終還是選擇修建越來越多的城堡，英格蘭等國一度建有數百座。他們的決定在經濟上是否理性，是否選擇了機會成本更小的選項，需要比較城堡與軍隊各自的收益、成本。城堡固然昂貴，保有軍隊的開支也不遑多讓。城堡建成之后，維護和駐軍的開支并不多。一支大軍則是每一天都要消耗大量糧草等物資，長距離作戰(zhàn)時的后勤保障更是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技術上來說都十分困難。中世紀很長時間里，供養(yǎng)區(qū)區(qū)幾百人的常備軍，也只有若干最富裕的君主才能辦到。一旦開戰(zhàn)，君主們還必須召集成千上萬的平民乃至一些雇傭兵參戰(zhàn)，軍費支出很可能比多幾座城堡的成本只高不低，有時還會超過財政歲入。如果巨額軍費能換來常勝戰(zhàn)績，那總歸還算物有所值。但軍隊一般只是在開闊地帶對陣更弱小的軍隊時才有明顯優(yōu)勢。而如前所述，在城堡之下，一支精銳的部隊也很難占據上風并取得突破。再加上圍城僵局中雙方每日的開銷相差甚巨，先耗不起的往往是進攻方，而非被困城堡中的守軍。論成本收益比，城堡明顯勝出。君主們選擇廣修城堡，保有規(guī)模較小的軍隊，的確是更加經濟的選擇。

雇傭兵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在本世紀幾次較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中，黑水公司、瓦格納集團等雇傭兵組織作用顯著，暴露在了公眾視野中。它們有時與國家正規(guī)軍并肩作戰(zhàn)，有時甚至包攬了一些小型政權的軍事事務。其實對軍事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雇傭軍并非新生事物，反倒比民族國家面向全民的征兵制度要悠久得多。中世紀時，轄內地廣人多的封建君主有權要求封臣攜兵效忠，提供軍事服務。后者作為領主則可在自己的領地內招兵買馬，或逐級攤派給下一級的領主。意大利等地相對獨立而面積又小的城邦國家，則很難擁有如此豐富的兵源，一度不得不出資請來雇傭兵保衛(wèi)自己。好在它們作為商業(yè)中心，大多較為富庶，錢不是最大的問題。而且如果靠征召本土民眾來提供兵力相當于要付出兩項成本。一項自然是花在士兵身上的軍餉及其他開支，另一項則是被征召的平民原本可以繼續(xù)從事的經濟活動所能產生的稅收。對經濟發(fā)達的城邦來說，后一項成本不可小覷。臨時召來的平民的戰(zhàn)斗技能也遠不如專業(yè)人士。城邦國家在防務上更多地依靠雇傭兵，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雇傭軍也會帶來新的問題。與扎根本地的市民不同，外來的雇傭兵與作為雇主的城邦之間缺乏天然形成的紐帶，基本上是單純的交易關系，并且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交易一旦確定并開始執(zhí)行，受雇者有自利動機不按雇主的最佳利益行事。這就是位于契約經濟學核心的“委托-代理”問題。如果不加約束，代理人很可能只拿錢不辦事，有犧牲生命的風險時當然尤其如此。契約的設計需要盡量緩解這些問題。歷史上的雇傭兵合同也的確如此。

城邦雇傭的兵團規(guī)模并不大，人數多在兩位數。雇傭兵市場成型的早期，城邦直接招募散兵，需要一一處理的“委托-代理”關系太多。為了節(jié)約交易費用，城邦后來開始與傭兵隊長單獨簽約，由后者自行負責兵力的組織和管理。為減少逆向選擇的風險，城邦招募傭兵隊長時傾向于選擇在戰(zhàn)績和誠信等方面信譽較高的隊長，如果可能的話還會嘗試通過貴族的家族網絡等社會關系，尋找較為知根知底的將領。

為約束傭兵隊長，促使其充分履行保衛(wèi)城邦的職責，傭兵合同中會詳細約定雇傭兵團的人數、武器狀況、戰(zhàn)時與平時及各級別各兵種不同的薪酬標準，以及俘虜和戰(zhàn)利品的處置分配規(guī)則，等等。當時騎兵格外重要，戰(zhàn)馬又比人金貴，一匹馬的養(yǎng)護開銷可以明顯超過騎兵的軍餉。因此，合同中會明確規(guī)定戰(zhàn)馬的數量、質量，以及馬匹傷亡后的賠償辦法，可謂事無巨細。此外，由于城邦不會跑路但雇傭兵團能隨時一走了之，很多合同要求傭兵隊長首先繳納保證金。城邦在與兵團合作的初期大多也只愿簽訂時長數月的短期合同，并保留續(xù)簽合同的選擇權。有的合同經過第三方公證，出現糾紛時訴諸強制仲裁?？梢妭虮贤膹碗s和嚴謹，不遜于當今的一些商業(yè)合同。結果，不僅城邦一方有法律人才來處理合同相關事宜，雇傭兵團也會配備律師。有的兵團還聘請了會計和銀行家。

締約是一回事，合同的執(zhí)行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才是真正存在道德風險的環(huán)節(jié)，因而減少信息不對稱尤為關鍵。城邦會派人檢查雇傭兵團的人員和馬匹狀況。對于馬匹這一最重要的資產，城邦要求每一匹分類、標記并登記入冊，避免兵團一方造假，或雙方產生糾紛。威尼斯甚至要求，兵團有戰(zhàn)馬損失后，須向城邦的檢查人員呈交馬皮以驗證屬實。而在戰(zhàn)時，城邦會在戰(zhàn)場上部署監(jiān)察員，監(jiān)控兵團是否努力作戰(zhàn)。

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歷史上雇傭兵團最終衰落并讓位于常備軍。但主要原因是城邦的財力由于戰(zhàn)事頻仍而漸趨枯竭，以及軍事技術的發(fā)展所推動的組織結構變化，并不是傭兵合同在應對信息不對稱風險時有什么本質缺陷。恰恰相反，傭兵合同普遍履行良好，還促成了短期雇傭向長期合作的演變。有些城邦的常備軍正是由其長期雇傭的兵團歸化而來。

另一方面，作為雇傭兵替代選項的常備軍，也不能免于“委托-代理”問題。當代的雇傭兵團以私人軍事公司、安保公司等承包商的形式繼續(xù)存在，受到第三世界一些政治不穩(wěn)定的小國的歡迎。這些小國的領導層不信任在國內有深厚政治關系的本國軍人，懼怕軍事政變的風險，寧肯僅保留小規(guī)模的正規(guī)軍，有需要時再聘請海外的私人軍事承包商來解決問題。

軍事決策中的經濟理性

本書運用于分析的幾種經濟學原理，均來自19世紀初步形成，經受了行為經濟學等新興理論的挑戰(zhàn)，迄今仍屹立不倒的新古典經濟學，也都可以在初級的經濟學教材乃至通俗著作中見到。除了主要以城堡來講解的機會成本和以雇傭兵團來介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之外，兩位作者還通過拿破侖等名將如何確定是否及何時發(fā)動戰(zhàn)役、二戰(zhàn)后法國為何決定擁有核武器、恐怖主義與反恐等案例，解釋了預期邊際成本與收益、邊際收益遞減、隱藏行動與激勵相容等多種原理。其實，書中每個案例都體現了所有被提及的原理，但為了在考察各種原理時不失重點，作者們選擇在每個案例中詳盡而突出地討論特定的一種原理，對其他原理如何同樣體現僅做簡略評述。

一些讀者也許會質疑，數百年前的軍事領袖們是否真的能像理性經濟人那樣做出選擇。畢竟，古代多數君主和將領只能說是一介武夫，受教育程度很低，不少人根本不識字。何況當年沒有現今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更沒有“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這樣的咨詢團隊，不會有人真的基于上述經濟學原理給決策者提供建議。甚至這些原理本身被明確提出，都還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古代的領袖們當然不可能自覺地運用機會成本等現代人才理解的原理來研判防務。話雖如此，經濟學界早已對這一問題有過思考并且普遍認為，行為主體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也可以視作是在遵從原理行事。1950年左右，學界曾激烈爭論，企業(yè)是否真的通過比較邊際收益與成本來追求利潤最大化。到企業(yè)中實際調研的學者稱，模型中描述的這一決策模式純屬子虛烏有。張五常的老師阿爾欽以經典論文《不確定性、演化與經濟理論》做出回應，主張企業(yè)管理者雖然未必在有意地按照經濟學原理決策，但市場競爭中的企業(y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優(yōu)勝劣汰的自然演化過程中的生物，遠離環(huán)境中最優(yōu)行為模式者會被淘汰，接近最優(yōu)模式者則可以生存壯大。從長期結果來看，幸存下來的企業(yè)就仿佛是在追求最優(yōu)化一樣，無論管理者主觀上如何。貝克爾1962年的重要論文《非理性行為與經濟理論》也指出，經濟主體面臨預算約束時，哪怕行為毫無理性、純粹隨機，平均而言也會表現出需求曲線向下、其他條件不變時偏好更低成本等模式，與經濟學理論所描繪的理性主體極為相似。正如我們在城堡和雇傭兵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樣，古人的軍事決策完全可以符合經濟理性。由此看來，經濟學方法在軍事史研究中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尚且很高，值得更多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