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近代化的江南與荷蘭比較

明清時期，與“東方全球主義”的江南并世而立的，還有兩個“西方全球主義”的代表，那便是荷蘭、英格蘭。

其時海疆，列強紛至，猶如當年游牧民族的“疲宋”——葡、西之于明，如遼與西夏之疲北宋；荷、英兩國，則如金、元之疲南宋。

然有不同者，牧族認同中華，而欲入主中原，海國不然，所持有二，能殖民，則為殖民地，如西班牙之于墨西哥、英國之于印度，不能殖民，就弱其國而病其族、奪其財而辱其文，英人之于中國，便是如此。荷蘭之于明清，其勢不如金，而英國之于晚清，雖未如元入主，但其對中國的控制和影響，則不亞于元。

“西方全球主義”的代表，17、18世紀為荷蘭，此前為葡、西，此后為英國。葡、西就不必說了，就從荷蘭說起吧。

何以荷蘭縱橫四海，稱霸全球，卻未能撼動中國？李伯重的研究，給了一個回答，他在《相似與相異：19世紀初期江南與荷蘭經(jīng)濟史比較研究》一文中，對“18—19世紀的江南與荷蘭”，從以下七個方面進行對比，我們來看看他是怎樣比較的。

其一，空間范圍，荷蘭與江南大體相當，陸地面積都在3萬—4萬平方公里之間，盡管荷蘭的人口大大少于江南。

但他沒有明示“江南”的地理區(qū)劃，那個“3萬—4萬平方公里”的“江南”，顯然不是唐宋以來的長江以南，也不是明清時期的南直隸或江南省，它應該屬于“江南”核心區(qū)域，但不包括其中的長江谷地，而僅限于三吳平原——太湖平原和寧紹平原，也就是今日以上海為中心的蘇南與浙北地區(qū)，此為核心區(qū)的核心。

它經(jīng)歷了長江時代（以南京為中心）、太湖時代（以蘇州為中心）、錢塘江時代（以杭州為中心）、運河時代（以揚州為中心）直至海通時代（以上海為中心）的歷史變遷，終于開啟了云帆濟海的海通歷程，從江湖走向江洋，從東洋走向西洋，在歷史沿革中，走出一個越來越“海派”的地理空間——“江南”。

其二，地理位置，江南與荷蘭，均處于歐亞兩洲的中部沿海地區(qū)，位于歐亞兩大河流——萊茵河、長江的出?？?，擁有近代早期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上海。

其三，地理環(huán)境，兩地地勢低洼，河流縱橫，富于舟楫之利，開運河，設碼頭，建橋梁，造就了內河運輸系統(tǒng)。

其四，兩地人口稠密，都經(jīng)歷了“勤勉革命”。

其五，兩地都是當時世界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地區(qū)。

其六，對于兩地而言，19世紀初期，都是一個轉折時期，17世紀的荷蘭在生產(chǎn)率和技術上都領先于西方世界，到18世紀，仍然是一個先進的國家，但是在19世紀已經(jīng)落后于英國。

在歐洲歷史上，1820年前后，是以荷蘭為代表的“商業(yè)資本主義時代”和以英國為代表的“近代經(jīng)濟成長時代”的分界線，江南亦然，16至18世紀，商業(yè)化的發(fā)展，使之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到了19世紀也衰退了，因此，19世紀20年代對于荷蘭和江南來說，都可視為一個經(jīng)濟變化的轉折點。

其七，“工業(yè)革命”在成為“西歐道路”之前，只是一個特例，除了英國，其他各國均未發(fā)生，故可謂“英國經(jīng)驗”使之然，以之形成近代化模式，則可稱之為“英國模式”。

“英國模式”得天獨厚，因其天授，兼由人力，故難有可比性，其時，最宜于比較者，唯江南與荷蘭，以此，李伯重等基于“歷史國民賬戶核算系統(tǒng)”，對兩地進行比較。

他在《中國的早期近代經(jīng)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qū)GDP研究》中，最早使用了“歷史國民賬戶系統(tǒng)”，對“婁縣地區(qū)”的GDP進行考察，其GDP分析對象，是家庭記錄中一年收入的賬本，而資產(chǎn)負債表，則是家庭所擁有所有財產(chǎn)的賬本，以此為基礎，他算出1820年代江南的GDP大致為1351萬兩銀。

他用了賬房先生的眼光來看兩地經(jīng)濟，看出農(nóng)業(yè)在兩地GDP中所占份額均不及1/3，已以非農(nóng)為主。從就業(yè)結構來看，在總就業(yè)人口中，農(nóng)業(yè)占比，江南占27％，荷蘭占43％，工業(yè)占比，江南占56％，荷蘭占26％，服務業(yè)占比，江南占16％，荷蘭占31％，可見江南在早期工業(yè)化方面領先一步，其工業(yè)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為33%，高于荷蘭的29%，荷蘭服務產(chǎn)業(yè)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為46%，高于江南的36%，荷蘭的服務業(yè)占優(yōu)。

兩地城市化水平，則由人口分布可知，在李伯重提供的表格中，我們看到，江南的農(nóng)村人口比例比荷蘭低，城市人口的比例比荷蘭高，若以19世紀初期的標準來看，兩地城市化已達很高水平，而這種高水平，當然要以城市工商業(yè)發(fā)展為基礎。

在國民收入的構成比較中，李伯重指出，江南人主要是工資收入，占比61％，而荷蘭人的工資收入則為39％，但荷蘭人的資本收入占比33％，比江南人的14％高得多，工資收入占比高，說明勞動力就業(yè)充分，而資本收入占比高，乃投資所得豐盈，有利于資本的突破性成長，盡管江南在綜合實力上不遑多讓，但其自發(fā)的商品化趨勢，仍未脫《清明上河圖》藩籬轉向資本主義。

對于自發(fā)的商品經(jīng)濟，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前資本主義的，把它看作應當扶持任其發(fā)展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另一種是后資本主義的，把它看作會自動生長難以割掉的“資本主義的尾巴”，一前一后，孰是孰非，已無需論，關鍵的問題是，何以“資本主義萌芽”未形成資本主義就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尾巴”？

“王權主義”和“天下主義”

我們且把“尾巴”問題放下，先來問一問：何以“萌芽”不“主義”化？這個問題，就要涉及到國家的立場了。

通常，“主義”的權力出自國家主權，由國家主持，故一切“主義”形成，非由自發(fā)，必得仰賴國家觀念的加持，以國家意志推動，方能成其“主義”，當其時，歐洲各國，競為“主義”的發(fā)動機，以“主義”取代信仰，而欲擺脫宗教政治，故經(jīng)濟方面，從重商主義到資本主義，政治方面，從民族主義到自由主義，所有這些“主義”，若歸以一言，可統(tǒng)稱為“國家主義”。

“主義”，作為國家權力意志表達的提詞器，不但可以屏蔽宗教政治化，還能引導國家“主義”化，于是，我們從歷史上就看到了社會形態(tài)“主義化”——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國家，歐洲已如此，那么，中國又如何？

中國的國家“主義”不那么發(fā)達，若就王朝中國而言，其治國以政策，而非以“主義”，即便“獨尊儒術”，也未聞有“儒家主義”一說，不但“儒道互補”，而且“陽儒陰法”，更何況“三教合一”，儒家僅為其中之一，這又如何能統(tǒng)攝其他二教呢？故此“三教”之上，必由一“主義”來統(tǒng)攝，而那“主義”，便理所當然的，兼有儒、道、釋“三教”，且又高于“三教”，其于君主制可謂“專制主義”，于王朝中國則曰“王權主義”。

西方中心論者，特制了一頂“東方專制主義”的帽子，無一例外的，戴在了東方各國的頭上，中世紀，同樣是君主制國家，何以稱東方為“專制主義”，而西方不是？就因為其君主制，還處于“君權神授”階段，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方式，國家的權力，有一半在教會手里，而且國王的權力正當性還得教皇授予。

但凡君主制，就其本質而言，皆趨于專制，無論中西，都是如此。西方君主制，未能實現(xiàn)專制，現(xiàn)在看來，似乎有利于民主制進展，是一件好事，但在當時，卻是因其國王皆由蠻族而來，為教會馴服所致，故其文明底氣不足，豈敢妄言“專制”？

經(jīng)由文藝復興運動，教會已頹，君王當立，故其皆欲淡化神權鼻息，而沐浴人文宗旨，以此撼其信仰根基，致使政教分離，遂有馬基雅維利出，作《君主論》，鼓吹“君主專制主義”，人性解放運動，同時也解放了王權，把王權從神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道主義的興起，也推動了君主制的“專制主義”。

從馬基雅維利到法王路易十四，百余年間，《君主論》從一個頗有爭議性的文本，演變?yōu)榫跏种袡嗔\作的隱性指南，直到路易十四出現(xiàn)，發(fā)表“朕即國家”的宣言，“西方專制主義”就在全歐洲蔓延，同宗教改革運動和民族國家的興起呼應，又從東方借來“東方專制主義”的“中國風”——“王權主義”。

中國的“王權主義”與《君主論》不同，《君主論》似《韓非子》，將道德與政治剝離，純粹功利性地談論政治，不問好壞，只管成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王權主義”則不然，要把政治放在道德的基礎上，形成王道、王政、王制，在此前提下，來講帝王學，再論王霸術，使得政治文化化、文化政治化。

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如一紐帶，將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聯(lián)系起來，使之互動，并且轉化，如此結構，有如太極圖式，圖中，陰陽兩核心，或為文化中國，或為王朝中國，以一道弧線貫穿其中，那便是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

在文化中國里，“王權主義”轉化了，轉化為“天下主義”，從“家天下”轉向“公天下”，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利益訴求，轉化為“天下為公，人類大同”的價值表達。

江南的“資本主義萌芽”，就在“王權主義”和“天下主義”的夾縫里成長，對此，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不一樣。

王朝中國奉行權力支配經(jīng)濟的原則，閉關鎖國，重農(nóng)抑商，這顯然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將其控制在政府財政需要的尺度內，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有節(jié)制、被約束地成長。

而文化中國，則因其自立于市場經(jīng)濟中，故對“資本主義萌芽”持開放立場，其“天下主義”，也為“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廣闊的成長空間，但文化中國的價值取向卻不在此。

文化中國自有其原則，那就是“以末致財，以本守之”，其“末”者，工商社會也，其“本”者，耕讀社會也。

文化中國將其國本，放在“耕讀社會”的基礎上，卻忽略了對于工商社會的動力資源及其機制的開發(fā)利用，這就使得推動“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經(jīng)濟動力明顯不足，比之當時的荷蘭，“資本主義”早已“萌芽”的江南，雖然在“早期工業(yè)化”方面優(yōu)于荷蘭，但其投資收益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一項，遠遜于荷蘭，而投資收益比，可作為衡量“資本主義”發(fā)展動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其時，荷蘭為西方金融中心，故其利息、股息收入，在GDP中占有較高的比重，由于嘗到了金融的甜頭，逐利的資本，就從本國的制造業(yè)撤退了，讓資金出海，去追求利益最大化。

正是這一追求，使其經(jīng)濟增長，超越葡、西，從重商主義走向資本主義，造就了世界經(jīng)濟史上第一個“近代經(jīng)濟”。

較之葡、西，荷蘭本以工業(yè)勝之，又于海外，以投資加殖民，雙管齊下，而葡、西則僅有殖民，故其又以投資勝。

然而工業(yè)方面，卻增長不足，發(fā)展有限，在海外，已不及江南，于歐洲本土，亦被英、法趕超，但其海外投資，卻獲利巨大，加以海外殖民，其掠奪性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成為了利益最大化的一部分，使其國民收入大于國內生產(chǎn)總值（GDP）。

而江南，主要是生產(chǎn)性收入，其工業(yè)，尤其是棉紡織業(yè)，成為了全球化經(jīng)濟浪潮中的一個東方巨浪，作為“東方全球主義”的一個工業(yè)化代表，高高聳立在“早期工業(yè)化”的潮頭。

但在金融方面，動力明顯不足，資金回流于“耕讀社會”，維持著“耕讀社會”的歲月靜好，未能涌入“工商社會”，去促進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故其于外貿(mào)方面，亦行商不足，坐賈有余，不僅遜于荷蘭，且不如晉商“走西口”和閩粵“下西洋”。

在勞動生產(chǎn)率方面，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江南與荷蘭大體持平，工業(yè)生產(chǎn)率，江南低于荷蘭，這是因為江南的主要工業(yè)部門是紡織業(yè)，勞動力主要為女性，其生產(chǎn)率低于男性，但她們卻頂起了中國“早期工業(yè)化”的“大半邊天”，無愧為黃道婆的傳人。

對過了國民收入的賬，再來看一下人均GDP吧，那時，江南人口1200萬，6倍于荷蘭，而人均GDP，兩地僅差了不到一半，荷蘭人均1837美元，江南為24兩銀，值988美元，雖說是資本主義的“萌芽”，卻與第一個“近代經(jīng)濟”的國家不相上下。

何以“萌芽”不“主義”

美麗的資本“萌芽”，未開出“主義”的“惡之花”，此其幸耶，抑或其不幸耶？其幸或不幸，皆為中國特色。

觀其與“耕讀社會”互潤，相濡以沫，相依為命，由此亦可見資本的溫情，然其未止于此，更為文化中國與時俱進，提供了一個“中西會通”的資本滑輪，當其時，亦可謂幸也！

到了19世紀中葉，歐人東游，所見江南，已然十分富裕，1845年，法人耶德隨法國使團來華，作為使團的絲業(yè)代表，他游歷蘇州后，嘆為“世界最大的都市”。

在他看來，雖說“天有天堂，地有蘇杭”，但蘇州更加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誘人的東西應有盡有，不但物產(chǎn)豐富，氣候溫和，而且舉凡娛樂、文學、科學、美術的東西無一或缺。

他用了法國人特有的那種文化消費主義的口吻來談論蘇州，說蘇州是高級趣味的工藝和風靡全國的風尚的源泉地。

他認為，那里的一切東西，都是美術品，都那么可愛、可驚嘆，那么優(yōu)美、高雅，且那么難得，都值得他一驚一乍。

作為江南茶、絲之邦的首府，蘇州不但是美術與風尚之女王，而且是最活躍的工業(yè)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業(yè)中心。

總之，就一句話，他說，蘇州是人世間的極樂土，他以自己所見證明，古來詩人、史家和地理學者之言的確不假。

然其所見者，便是那個植根于“耕讀社會”中，在文化中國的天下觀里成長，令資本“萌芽”不“主義”的江南。

似他這般看來，“萌芽”之美，便歷歷在目了。

那未被異化的經(jīng)濟活力，被他以法式審美品位開顯出來，讓我們看到了技術革新與人本創(chuàng)造相結合的“萌芽”狀態(tài)。翩然的思緒，仿佛從明清江南作坊，回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工場，在時光斑駁的老照片里，散發(fā)出近代文明初曙的青春氣息。

那時，工匠通過手工勞動，直接參與產(chǎn)品創(chuàng)造，故其成果之中，既帶有傳統(tǒng)化的歷史溫情，還帶有自由化的人性溫暖，與個人技藝緊密相連，形成“勞動—產(chǎn)品—價值”的統(tǒng)一性。

在市場自由的原始形態(tài)中，我們看到了一幅美妙的歷史圖景，那些自由化的個體勞動者，通過契約形成新的生產(chǎn)關系，在文藝復興的背景下勞動，在啟蒙運動的思潮里工作，他們是勞動者，也是思想者，是工匠，也是藝術家，勞動即創(chuàng)造，工作須思考，以至于在進化論中，以“勞動創(chuàng)造人”取代上帝創(chuàng)世說。

即便勞動者被組織化于工廠中，以“人是機器”的觀念為指導，從事制造，那也是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激勵下，去開創(chuàng)歷史的新局面，而非如其后來，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批判下，揭示出資本主義的“惡之花”——自由人勞動異化。

“資本主義化”之惡，表現(xiàn)為系統(tǒng)性的異化機制，將勞動力徹底商品化，把“人的依賴關系”變?yōu)椤拔锏囊蕾囮P系”，使流水線工人完全成了“機器附庸”——人不成其為人。

而此前，那些剛從農(nóng)奴制里解放出來，從神道設教中覺醒過來，尚未被資本異化的“自由人”，他們曾經(jīng)擁有過“自由勞動”的可能性，其經(jīng)濟活動，原本“嵌入”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而資本的生產(chǎn)組織及其運營機制以及國家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使之“脫嵌”——將其從社會關系中提撕出來，剝離其經(jīng)濟活動的社會屬性，使之“靈光”消隕，失去“自由工匠”的個體性。

十七、十八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的高光時刻，文藝復興，興猶未盡，啟蒙思潮便接踵而至，從人性解放到思想解放，再到理性至上，人類精神以純粹理性的成長方式，長在了西方哲學的最高峰上，當其時也，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之共生，在啟蒙運動中，分潤了普世的理智花雨。

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代表——擁有一切美德的威尼斯商人，如何差一點就慘遭資本主義的“惡之花”——猶太商人放高利貸的致命一擊，雖然在戲劇中，威尼斯商人終于逢兇化吉，乃至轉敗為勝，但用文學甘露哺育的花朵，怎能開在歷史必然性的熔巖上？在歷史的進程中，我們所能見者，就是資本主義的美麗“萌芽”終將成為“惡之花”。

然而，在江南，基于“耕讀社會”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卻被文化中國的義利觀——“重義輕利”限制了，王朝中國“重農(nóng)抑商”，文化中國“重義輕利”，將資本主義限定于“萌芽”狀態(tài)，然其一“輕”、一“抑”，使“萌芽”不能開花，憋屈呀！

隨著心學對理學的沖擊，十七世紀，興起了中國的啟蒙運動，資本的“萌芽”，隨著“致良知”的啟發(fā)而萌動，心學各派中有個勞動者與思想者結合的社會團體，人稱“泰州學派”。

這學派，有個響亮的口號，曰“百姓日用即道”，這個口號，在當時影響很大，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觀念落地，找到了一個真正的去處——到民間去，不走仕途，走江湖。

在這口號下，人不問出身，“滿街都是圣人”。

學派成員中，來了很多平民，有鹽丁王艮，有農(nóng)民顏鈞，還有陶瓦工出身的布道者——韓貞，他們既農(nóng)又工，還經(jīng)商，一起喊出了“一條直路本天通，只在尋常日用中”的心聲。

在這個學派里，還出了很多名人，有官員羅汝芳，受了顏鈞的影響，走出官場，上山下鄉(xiāng)，去與鄉(xiāng)民立“鄉(xiāng)約”，有俠客何心隱，欲以“師友”代“君臣”，以宗族自治推動社會轉型，還有狂人李贄，非綱常而立“童心”，不惜其一死，終與名教決裂。

這些思想者，還有他們的新思想的萌芽，一如當時資本化的“萌芽”，期待著開出“主義”之花，卻終于未果。

他們的新思想，也從學派萌芽開始了“主義”轉化，作為泰州學派一員，徐光啟經(jīng)由“中西會通”，將其科學思想的萌芽，通過西學一路來轉化，轉化出了《幾何原本》和《農(nóng)政全書》，但科學“主義”未能轉化出來，因其非由國家賦能則不能也。一切“主義”，皆由國家賦能，資本如是，科學亦如是，王朝中國之于此，以容忍為極限，決不賦能，文化中國雖接納之，但以耕讀社會為基礎，賦能有限，若欲擴大賦能，當以社會轉型為先，即由耕讀社會轉型為工商社會，這一轉型的苗頭，在浙東學派里出現(xiàn)了。

作為耕讀社會一員，黃宗羲曾自述其“右手犁鋤三四件，左手翰墨千百遍”，其于《明夷待訪錄》中，放言“天下為主君為客”，夫“天下”者，何也？文化也，“為主”者，人民也，從君主論到“君客論”，反映了文化中國的社會轉型，故欲立“主義”，當先立社會，以社會立“主義”。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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